9月5日上午，“桥仍在——纪念司徒雷登诞辰150周年历史文本朗读会”来到南京。
这是继杭州、上海之后，橄榄桥举办的第三场司徒雷登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
南京，对于司徒雷登而言，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城市。
年轻时，他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教十一年；数十年后，当他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重新来到南京，这座城市又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重要现场。
这一次，活动所在的艺术金陵文化创意产业园博爱楼，正位于原金陵协和神学院（由司徒雷登任教的金陵神学院发展而来）旧址。会场之外，旧建筑仍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在这片与司徒雷登早年生命发生过联系的空间里，再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也因此多了一层特别的意味。
从现场朗读到一部历史影像
杭州和上海两场，五位朗读者坐在现场，在观众面前读出司徒雷登及同时代人的自传、日记、书信、演说与回忆。
南京场，朗读者没有再次走上舞台。
此前录制的历史文本朗读现场被剪辑成一部约四十五分钟的完整历史影像：声音之外，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年代的南京，以及胡适、冰心、燕大师生等同时代人物的照片、档案和历史影像，一一进入叙事。
于是，“朗读”不再只是听见文字。
观众看见杭州的童年、金陵神学院的青年岁月，看见燕园从一片荒地逐渐成为一所大学；也看见抗战、被囚以及外交困局，一层层进入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仍然坚持最初制作这场历史文本朗读会时的原则：尽可能让历史人物自己本身说话。让司徒雷登本人、他的朋友、学生、同事和同时代人留下的文字彼此碰撞；让观众在声音、面孔和具体事件中，形成自己的认识。
活动结束后，一位观众特别提到，影片中司徒雷登支持学生奔赴抗日前线，以及后来被日军囚禁期间的经历，让自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说，整部影片让一个历史人物的工作、生活和情感重新变得具体，“真想有机会再安静地看几遍”。
当四十五分钟的影像结束，活动进入圆桌对谈环节。历史从银幕上退下，对话开始进入今天。
从司徒雷登出发，重新讨论“人”
南京场圆桌对谈邀请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创办人、中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代表人物王学富老师；南京工程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长期参与社会工作教育与社区公益实践的张志鹏老师；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同时长期关注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西交流历史的谢志东老师。
心理学、社会工作、自然科学与历史，看上去是三个颇不相同的入口。但随着对谈展开，三位老师的讨论逐渐汇聚到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一个人的身份之外，什么构成了真正的人格？教育最终应该培养怎样的人？真理、自由和服务之间是什么关系？一个人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又如何进入另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群人？
王学富：比身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怎样看待人、怎样对待人
对于王学富老师而言，影片带来的第一个触动，是让司徒雷登从传教士、大学校长、外交官等众多历史身份背后，重新显现为一个具体的人。
“你是怎么看待人，又是怎么对待人的？” 王老师说，这是他在心理学工作中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角色固然重要，但继续往深处追问，最终看到的仍然是这个人的品质和人格。
王老师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他一直非常尊敬的一位先辈，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他又读到冰心关于司徒雷登的回忆：燕园中每个人的生日、生病、结婚，或者遭逢亲人去世时，司徒雷登常常亲自表达关心。多年以后在南京的影片中重新看到这些文字，他仍然深受触动。
对王老师来说，这些细节所呈现的，恰恰是司徒雷登各种身份背后始终稳定的人格品质。
由此，他把讨论进一步带到燕京大学的教育理念。在王老师看来，燕大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它对“人格”有着明确的关切：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只是拥有更多知识和能力，也应该在面对自己、面对他人乃至进入不同文化时，既不自傲，也不自卑，具有独立、健全而完整的人格。
当人工智能已经越来越能够承担知识传递的功能，这一问题在今天显得更加迫切。教育如果最终只是考试、学历、技能和各种外在条件的累积，人就可能成为“条件拼凑起来的人”，而缺少真正支撑生命的内在品质。王老师因此强调，今天的学校教育和家庭养育，都需要重新把“人的培养”放回中心。
而在谈及“人生意义”时，王老师以心理学家、意义疗法（Logotherapy）创始人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的经历为例谈到，一个人在生命中可能失去许多赖以生活的外在条件，但仍然有一种东西属于自己——面对处境时所选择的“态度”。如果把这一点放到司徒雷登身上，王老师认为，在他经历战争、囚禁、政治冲突与外交困境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支撑他继续行动的这种“态度”便是他内在的信仰。基于这一信仰，他一次又一次选择继续办教育、服务人，也试图在冲突之中协调关系、寻求和平。
王老师由此谈到存在主义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人的意义并不是别人预先规定好以后交给他的，而需要自己去寻找。
在王老师看来，司徒雷登的生命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和选择的过程。他出生在中国，也受到父辈和既有传教传统的影响，但并没有简单复制上一代人的道路，而是不断在现实经验中重新回答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
“存在先于本质”，人拥有选择的自由，每个人要在自己的经历、判断和行动中不断回答：我是谁？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什么事情对我和他人真正具有意义？
张志鹏：燕京大学的理想，最终落在“服务”二字上
如果说王学富老师把讨论带向“人格”，张志鹏老师则进一步追问：人格和理想如何进入现实？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和实践者，张老师特别提到燕京大学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中的位置。早在192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开设社会工作相关课程，社会学系后来也发展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教师和学生不仅研究社会，也走出校园开展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
这意味着，“服务”在燕京大学并不是附加在教育之外的公益活动，而是教育本身的一部分。
张老师由此重新解释了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在他看来，最终的落脚点是“服务”。人格是一个抽象概念，但一个人在真实生活中选择做什么、如何面对他人，往往会把内在的人格显现出来。同样，真理与自由如果不能进入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也很难被真正看见。
“所有的理论，最终都要落地去服务人，解决每一个具体人的问题。”
张老师认为，司徒雷登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正在于这种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他所从事的教育固然是一项宏大的事业，但与此同时，他对一个个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保持具体的关心。教育、社会服务乃至信仰，最终都落到了一个个真实的人身上。
而当讨论进一步转向当代年轻人的虚无感和意义问题时，张老师仍然坚持从“具体”出发。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他接触过一些聪明、敏感、阅读很多，却对生命意义产生强烈怀疑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困境，他认为成年人首先需要警惕的，恰恰是急于用自己已有的一套答案再次定义他们。
相比给出宏大的口号和建议，更重要的是接纳、倾听和陪伴。
他说，应该“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给每一个具体的人以爱”。
在张老师看来，爱并不抽象：认真倾听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在一个人遭遇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当作一个真实而独特的人来看待——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本身就在构成意义。
“从爱出发，是我们获得意义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方式。”
谢志东：理解司徒雷登，也要把他放回一代来华者的历史中
谢志东老师则将司徒雷登放回更大的中西交流史中加以理解。
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学者，谢老师同时长期关注来华传教士历史。他认为，司徒雷登的独特之处之一，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一种较为狭窄的传教模式中，而是一步步从传教走向教育，并最终参与建立了一所具有广泛学科和开放精神的大学。
燕京大学不仅有宗教教育，也拥有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谢老师认为，这体现出司徒雷登视野的不断拓展，也使“服务”从一种宗教观念逐渐进入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实践。
谢老师本人曾长期在燕园学习。影片中早年的未名湖、燕园建筑及大量老照片，也重新唤起了他个人的校园记忆。
从自己的科学研究经验出发，他还特别谈到“求真”本身的意义。自然科学通过不断验证、证伪和认识世界寻找规律，而近代以来，许多来华传教士也通过学校、医学和科学教育，把新的知识体系带入中国。这些知识进入中国以后，又被中国人学习、吸收并继续发展。
因此，在谢老师看来，理解近代来华传教士，不能仅仅停留在身份标签上，还应该看到他们在知识传播、现代教育和社会服务中实际完成的工作。
这对于今天的跨文化交往也提供了一种启发：真正进入另一种社会，需要带着自己的东西而来，但同时也要愿意进入当地文化，与具体的人发生联系；而一个人真正得到的知识、信仰和资源，也应当继续被分享出去。
谈到今天年轻人对于意义和理想的怀疑时，谢老师更强调成年人自身的生命实践。
相比不断告诉下一代“应该怎样”，成年人首先需要回答自己如何生活。
即使走过半生，是否仍然愿意学习、工作、研究、帮助别人？是否仍然相信有些事情值得持续投入？
谢老师认为，上一代更重要的责任，也许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年轻人“从我们自己身上看到这种光”。
观众回应：真理、爱与自我的现场追问
圆桌对谈结束以后，现场观众继续把讨论推向了一些更现实的问题：AI可以提供心理陪伴，它与真实的人所给予的爱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在社会中不断被成绩、职业、身份所定义，又如何形成真正的自我？“桥仍在”中的这座“桥”，究竟是什么？
一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学专业的观众在现场回应说，通过整场影片和讨论，他开始重新理解“桥仍在”这个题目。
在他看来，司徒雷登当然是一位连接者，但真正使人与人、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发生连接的，并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桥看上去是司徒雷登先生，但实际上这个桥并不是这个人，而是真理。”
在他的理解中，司徒雷登能够把爱与服务带给另一个社会，与他自己首先拥有某种信仰和对真理的追寻有关。
另一位观众则把话题直接带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当AI已经可以倾听、回应，甚至提供某种心理支持，它与真实的人给予的爱究竟有什么不同？
张志鹏老师回应，人拥有想象力、同理心、情感和好奇心。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爱并不只是顺应一个人的需要、说他愿意听的话。
爱既意味着接纳，也意味着规则和边界。
因此，人和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包含的不只是“让人感觉舒服”，还包括责任、限制，以及在真实相处中彼此改变的可能。
现场最后一个问题，则再次回到了“自我与人格”。
一位观众提问：在现实社会中，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被定义：成绩、学历、职业、社会身份乃至父母和他人的评价，都在告诉一个人“你是谁”。那么，一个人如何既承担现实中的角色，又不被这些角色完全定义？
对此，王学富老师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认识。
首先，他对“传授者和定义者”发出提醒：“你不是真理。”
无论是咨询师、老师还是父母，一旦把自己的判断视为绝对正确，就很容易以“为了你好”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因此，在教育、养育和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前提，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同时承认对方拥有独立的生命和选择。
另一方面，一个人需要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确定的自我”。
这个自我不是固执，也不是拒绝别人的意见，而是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不断的反思中，对自己形成较为稳定的认识，并具备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自我，一个人可以承担许多角色——老师、父亲、母亲、学者、管理者——却不会完全被任何一个角色淹没；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赞扬就无限膨胀，因为别人的否定就彻底否定自己。
外部世界一直会给人贴上各种标签，但一个成熟的人最终需要经过不断整合，逐渐能够说：“这个是我。”
历史并没有停在历史里
活动结束之后，有观众在反馈中写道：“朗读的视频做得非常走心。” 另一位留言说，圆桌的问题与今天的社会现象连接得很好，几位嘉宾的回应“很专业，也很生动”，很多内容值得回去继续思考和回味。
或许这是南京场的特别之处。我们从司徒雷登一生的选择、困难、服务开始，谈教育为什么不仅仅是知识，谈人格如何形成，谈服务为什么值得持续，谈年轻人的虚无感，谈AI能不能真正给予爱，也谈一个人在无数标签之下究竟怎样成为自己。
在这里，一个历史人物与今天真正发生了关系。
一所大学早已成为历史，一个人的一生也已结束。但历史留下来的，并不只有名字、建筑和照片。还有一些仍然没有被回答完的问题。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人，又怎样对待人？教育最终想培养什么？一个人为什么服务别人？我们怎样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在一个越来越容易彼此定义、彼此隔绝的世界里，我们是否仍然愿意走向另一个人、另一种文化？
一座桥真正存在的意义，不是它曾经被建造过。
而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从桥上走向彼此。